银川市景岳小学烈士纪念碑及三烈士雕塑。　资料图片

　　1939年冬，日寇进攻绥远西部，宁夏形势极度紧张。已公开反共的马鸿逵在搜捕杨文海、杨一木等中共党员的阴谋落空后，其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国民党中央设在宁夏的特务机关（国民党宁夏党部调查统计室）进一步强化了在全省范围的搜捕活动，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处境极度困难。在进步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地下党员薛云亭、苏文等人相继撤离宁夏返回边区，宁夏地区党的工作几乎陷入停滞。

　　1939年10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派崔景岳（崔廷儒）、王博（王连成）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12月，崔景岳会同王博由延安出发，绕道云阳镇，经平凉、固原来到宁夏省中宁县。崔景岳被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马云泽处，王博被安排在宁朔县汉坝小学白玉光处，以代课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3月初，新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崔景岳任工委书记，白玉光任组织部长，王博任宣传部长。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在同党员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后，工委对党的基层支部进行整顿，确定了党支部负责人：黄渠桥支部由郭英教负责；宝丰支部由王福寿负责；智桓城支部由杜琳负责；宁夏中学支部由吴景惠负责；中宁支部由江生玉负责。除了这5个支部的26名党员外，还有在中卫、同心海如小学任教的王世同、孟长有等党员。

　　新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确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日寇已进攻绥西，可能要侵占宁夏，要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游击战争；马鸿逵已公开反共，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严格区分并紧密结合起来；对从延安回宁夏，身份已经暴露的本地党员，组织他们撤回边区；为壮大党的力量，应进一步发展秘密党员；对各基层支部，由工委成员分工负责。

　　而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在全国愈演愈烈，国民党“防共”“反共”的逆流席卷宁夏，马鸿逵变本加厉地对地下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搜捕、诱降。丧失警惕的杜琳很快就中了便衣特务的圈套，暴露了自己。1940年4月上旬，杜琳准备把西门小学新发展的党员马明儒介绍给崔景岳，因此写信给马云泽，邀崔景岳到他家中商议。马云泽在回忆中这样写道：“信中说，让工委书记到银川市去商谈要事。我当时想，春节过后不久景岳曾去过银川，三月初我也刚由银川回来，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为什么现在又叫去呢？于是我和景岳同志一起对此信进行了分析。景岳同志考虑到斗争错综复杂，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摸一摸。”

　　崔景岳在安排好工委的工作之后，便带上学校采购东西的证明动身了，在到达杜琳家中后很快被宪兵抓捕。

　　敌人首先提审杜琳，杜琳承认自己是抗大毕业生，中共党员。敌人又提审了崔景岳，并从他身上搜出了马云泽让他到银川采购书本教具的证明。

　　敌人当夜逮捕了书店老板、进步青年陈选民。次日，在唐铎堡逮捕了马云泽。再审杜琳，在酷刑下，杜琳供出了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霍纯锡、黄子华是共产党员，3人当天在董府被捕。15日，敌人又到中宁逮捕了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到同心喊叫水海如小学逮捕了以特派员身份回到宁夏协助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卫柔远堡人孟长有。敌人的大肆搜捕，使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团结、组织被捕同志坚持狱中斗争，1940年5月14日下午，在难友们的掩护下，由崔景岳执笔，给边区党委负责人贾拓夫和三边分区负责人高岗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

　　信件内容

　　拓夫、高岗同志：

　　这次宁夏党遭受破坏，开始捕了抗大生数人（可参看给子修同志的信），后来事情发展很复杂，被捕的抗大生表现很坯（坏），以致使宁夏党的组织破坯（坏）无余，小怪物和玉（王）（即王博）是三月八日被捕的，均系江生玉供出，王和我都在一起受了牵连，他俩已承认xxx关系；现在所捕的人不管是否为真党员，都完全自首了，现在在政治上站定足跟的抗大生门光（孟长）有、怪物、王和我四人。现在要遭生死关头和各种卑鄙的威胁中，我当然抱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党中央，能否设法营救我们一下，人家已确定了我是暂代理李仰南同志的工作，视我为在宁的主要份（分）子，拓无（夫）请你把我的情形告诉陈晶同志一声并叫她安心（原文不清）学习，不要因为我心寒，从我的身体被严刑考（拷）打几（变）成残疾人，我在此名叫崔景岳，请叫南（李仰南）同志千万不要来宁了。

　　此致

　　敬礼！

　　金象于狱中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

　　（宁夏档案馆宁工委全宗32号卷）

　　为了坚持斗争，由崔景岳发起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为委员。讨论确定了党支部今后的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组织大家进行狱中斗争，并争取动摇分子；二是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再战。崔景岳把自己的自行车卖掉，托人在狱外买来羊毛10多斤，组织大家捻毛线，织毛衣出卖，既解决了衣着单薄的问题，又改善了生活。孟长有不仅发挥特长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还自告奋勇照顾患传染病的狱友。党支部还领导大家开展了团结狱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的政治斗争。

　　1941年4月17日深夜，敌人准备动手。崔景岳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从容地脱下身上的棉袍送给战友。他和孟长有被押解到银川城隍庙后一个挖好的土坑前，被一同押解到的还有入狱两个月的马文良。

　　马文良是辽宁海城人，早年在东北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拓殖大学，以“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新知识座谈会”等形式组织东北地区具有民族意识的进步青年开展反满抗日活动。他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日本当局的注意，被列入反日“特嫌分子”和“要视察之人”的名单，并受到日本当局的追捕。1937年夏，他在中共地下组织和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化装逃出日本返回东北大学。卢沟桥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迁往西安济公山，马文良和一部分爱国青年辗转来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马文良和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白、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这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抗日救亡团体。10月7日，在延安党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马文良担任了两个协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并担任三边巡视团中央特支书记兼团长，主要负责对定边、盐池地区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1年2月，马文良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回六庄开展工作时被马鸿逵的骑兵便衣队逮捕。党中央积极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马文良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折磨和酷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

　　是夜，敌人用锹把、洋镐将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的头骨、肩胛骨打折后推入大坑活埋，他们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这一年，崔景岳30岁，马文良29岁，孟长有25岁。

　　1991年，在烈士们牺牲50年后，中共银川市委、市政府在这里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并将银川市原十三小学以崔景岳的名字命名为景岳小学，作为永久的纪念。纪念碑正面石墙上部镶有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的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铜字。石墙下面镌刻三烈士就义的日期“1941.4.17”。在三烈士就义地点，以花岗岩围成长7米、宽5米的花池，花池前方有一块长1.5米、宽0.75米的黑色卧碑，上面铭刻着三烈士的生平事迹。2008年6月，在纪念碑前树三烈士雕塑《传承》，它如同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炬，指引激励着后人继承先烈的遗志奋勇前进。

　　（作者系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责任编辑：汪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