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红寺堡区宣传部一名干事打来电话，说新华社的记者要来采访我，问行不行。我说行，心里嘀咕：不知要采访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新华社是什么单位。

　　第二天，新华社宁夏分社的记者来到我干活的工地采访，他们让我不要有什么顾虑，该干啥干啥，并让我用手机写段话语。我给他们聊我这些年的坚持，为什么要去书写。因为拘谨和不善言谈，我的表达不是那么流畅，但他们还是耐心地听，和我探讨。这次采访一直进行了一天半。新华社的报道出来后，就有许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佩服我的坚持，也有人加我QQ号。我一时慌乱起来，不知该怎么应对。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和其他姐妹一样，顺着人生的轨道生活，通过移民搬迁走出大山，网络给了我平台，明月姐姐和网友们鼓励着我向前走。我能想到的，仅此而已。

　　还是3月的一个雨天，我扛着铁锨在雨中帮邻居干活，接到一个电话：“您是马慧娟老师吗？”电话那头一个姑娘的声音。我说“是”。姑娘说：“我是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栏目的编导，节目第三季正在招募选手，想请您参加，不知道您有没有意向？”那几年，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真人秀节目在各个卫视频频上演，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个真人秀节目。我连说话都不利索，能上电视？！再者，我若一走，家人吃饭怎么办？牛羊怎么办？还要耽误农活。想到这，我就回答：“去不了，家里走不开。”姑娘“扑哧”一声笑了：“马老师，我们的节目还是很有名的，您先别忙着拒绝，您在网上了解一下，我再打电话，就先不打搅您了。”

　　挂了电话，我拄着铁锨在牛毛细雨中发呆。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让我发蒙。回家后，我跟天明试探着讲了下，他一脸地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人家超级演说家找的都是明星大腕，找你干嘛？你一个说话都不利落的人，小心让人把你骗了！”我被浇了一桶凉水，我是想找人商量去不去参加，而不是让人打击我。我不服气，在QQ上给明月姐姐说了，她很开心，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么多年不就是期待着去远方看看吗，就当你出了趟远门，我们虽认识但也没见过你，你就去站在那个舞台上让我看看。”我一直觉得，明月姐姐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总是照耀着我向前走。等对方电话再打来的时候，我同意了。随后，北京卫视的编导隔三岔五联系我，让我又是发段语音试声音，又是让写演讲稿，我想着要上电视，就讲普通话，这让编导很满意，一个劲地鼓励我：“姐，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接踵而至，每一件都足以在我的生活中炸出一个水花。先是宁夏文联给我送来电脑和文学书籍，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并动员我去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班学习。随后，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向我约稿，给我出书。我整理了下稿子，差不多有20万字，就发给了他们。这段时间，我一边整理着书稿，一边忙着写演讲稿，对我来讲都是在煎熬和纠结中度过的，我有时真想让北京卫视放弃我。

　　离录制节目的时间越近，我就越觉得无所适从。因为我不知该如何去说服天明。终于有一天，编导说，录制时间定了，得给我订机票了。我突然想，能不能把天明也带上，这样他就同意我去了。我问了编导，编导回复说可以带，让我把两人的身份证信息发过去买机票。我这才动员天明，他一听就问：“我们都走了，牛羊咋办，老人孩子咋办？”我说：“就去一周，让亲戚们帮忙照看一下。再说，咱们也没出过远门，就当出去转一趟北京。”“你说的轻松得很！”天明说着，但口气已经没那么坚决了。我继续撺掇：“你也别担心钱的事情，来回机票、吃住人家都管，我也刚好领到1000元的稿费，够咱俩花，就别推辞了！”最后，天明总算同意了。

　　我去母亲那里，吞吞吐吐地讲这件事。确定我没有说梦话，母亲吓了一跳：“啥！你要去北京？还要坐飞机去？”我使劲点头，一再说是真的，而且是和天明一起去。母亲还是不相信地说：“没想到，你一个从小骑驴的女子，现在要坐飞机去北京了！”我笑了笑，心上有点难过，如果父亲还在，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北京是我们所有人心里的梦想，记得小时候我们县出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要去北京开会，父亲回来当稀罕一样给我们讲：“哎呀呀，人家要去北京开会，那是了不得的事情，这一辈子能去北京的人，都是有大能耐的人！”我当时问父亲：“北京在哪，为什么要去北京？”父亲说：“北京远得很，那可是咱们的首都，咱们干啥都要跟着北京干。”

　　其实现在想来，父亲也不知道北京在哪，只不过，北京是他心里遥远的一个念想。他觉得，能去北京的人都是人中豪杰。我现在要去北京了，父亲却不能跟我一起高兴。母亲掏出100块钱给我，让大哥也给我100块钱，我不要，母亲强势让我拿着。其实我知道，这是一种礼遇，只有有出息的人出远门大家才会给钱，表示对你的支持和认可，她心里是骄傲的，觉得我终于扬眉吐气了。

　　出发那天，红寺堡的天气很好，天蓝、树绿，巷道里的蜀葵花开得正艳。女儿跟在我的身边，像一只欢快的小麻雀，把自己兜里的2块钱掏出来给我，让我回来时给她买好吃的。

　　到北京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当天就要彩排，时间非常紧。当时编导让我选择战队的时候，出于对鲁豫老师的仰慕，我选了鲁豫战队。舞台被搭建在一个大厅里，一抬头，就看见密密麻麻的灯头布满整个屋顶。我远远看见鲁豫被一群人围着，侧脸看去很清瘦，没有化妆，不是电视上看见的那个样子。台上一个小伙子正在演讲，小伙子讲完，编导让我走台。我就站在指定的位置，开始背我的稿子。鲁豫和十几个人在台前看着，我顾不上其他，只在脑子里记着我的演讲稿，一句句往出背。我用眼睛的余光瞥见一个姑娘在台下抹眼泪，我很好奇，这个姑娘哭啥？等我背完稿子，姑娘和鲁豫到了我的面前。姑娘说：“大姐，你知道我们最怕什么吗，我们怕这么远把你喊来，你在这个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咋办？没想到你说出来了，说得还这么好。”原来这姑娘就是节目编导。我憨憨地笑着，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鲁豫老师和编导交流了一下，说其他都还不错，就是需要把稿子调整一下。

　　正式录制第二天就开始了，这期“我是演说家”在全国找了40个选手，第一轮是二比一的晋级，由台下的200名观众投票决定谁晋级。我的录制在3天后，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天明就拉着我去观众席上找位子，看别人的演讲。第一场是陕西的一个选手，叫白杨，自我介绍是十八线的一个主持人。

　　一个人自己缺什么就会羡慕别人有什么，我羡慕的是人家口吐莲花，说话行云流水。白杨就是这样的人，在台上说得那叫一个精彩，一句连一句把我惊得目瞪口呆。看完这场录制已到中午，天明一出录制现场就说：“你看看人家那口才、那台风，你肯定不行，差得不是一个两个水平！”我翻着白眼：“就算我不行也不用你说啊，真是的！”天明继续撇嘴：“不行就是不行，还不让人说！”我有点生气：“你能说你上去讲！”话不投机，相互就不再纠缠。吃完午饭休息了会，他喊我去看下午的录制，我坚决不去。他说：“你去看着学习学习啊！”我摇头：“不去了，看也白看，反正我没人家的台风，也没有人家的口才，说成啥就是个啥！”天明气地瞪了我一眼，自己走了。我躺在宾馆的床上继续看着稿子，越看越沮丧，觉得自己可能是这40个人里最差的那个。失落了一阵子，我又想，我又不是专业演讲人员，就冲着明月姐姐说的，我只需站在台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就行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这样一想，我的沮丧感又没了，好不好我管不了，我只要上台讲就行了。

　　在录制节目的前一晚，我一遍遍地默念着稿子，因为反复练习，嗓子都哑了，不得不买金嗓子喉宝来缓解，药味弄得我想吐，我觉得要砸锅了。但这会儿了，撤换节目根本不可能，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到现场才知道，我的对手是雷殿生。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中国徒步第一人，31天穿越死亡之地罗布泊。他的任何一条简历拉出来，都足够让人惊叹。我在心里嘀咕：把我和这样一个人放一起比啥呢，可比性在哪里？很快，雷殿生讲完，轮到我了。好吧，豁出去了，反正讲完我也没事了。无知者无畏，我傻乎乎地上去了，鲁豫介绍了我，然后跟我说：“慧娟，你就当我们是你种的玉米。来，你说，我们听。”那一刻，无论是身后的电子屏还是屋顶的灯光，都极大地散发着光亮和热度，当所有的声音都停下来等我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竭尽所能地想我记在脑子里的演讲稿，第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再下一句是什么。

　　“大家好，我叫马慧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和村里其他妇女一样。农忙时，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农闲时，我们三五成群在村子附近打零工。我只是喜欢在劳作之余写东西，几年里写下几十万字，用坏了7部手机，也让我的搭档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演讲的整个过程中，我顾不上去看鲁豫，去看其他评委，去看观众，也顾不上想我讲得怎样，直到背完最后一句话，一下子轻松了，对我而言，一切都结束了。

　　投票结果出来，掌声四起，当我转身看时，才知道我比雷殿生多了几票，我当时有点蒙。我想，还要来一次北京吗？我以为一切已经落幕，没想到又是一次新的开始。下台时，天明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这么多天说了我不行，没想到这一刻我居然行了，这让他情何以堪。其实我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我抓着他的胳膊勉强站着。从3月到6月，我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此刻松下来，就有散架的感觉。这种感觉比干一天体力活还难受。休息了一下，当录音师说需要再补录两句话时，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失声了。

　　回家的时候一切顺利，我们早晨还在北京，下午就到了红寺堡。我的嗓子依旧哑着，家里人热情地欢迎我，我和他们分享在“演说家”现场的种种经历。看着他们，看着红寺堡这片土地，我觉得无比踏实。

　　7月15日晚节目播出，伴随着熟悉的音乐，我仿佛又置身于节目录制现场。先是雷殿生出场，我又听了一遍，然后就是我的演讲。听着自己沙哑的声音，还是感慨了一下，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容易，别人看到的只是这么一阵子，我却准备了3个月。节目还没播完，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明月姐姐说，看哭了。香梅说：“叶叶，你把我们想说的、想表达的都说了，你太争气了！我咋这么高兴呢，你太能了！”听着大家的肯定和鼓励，我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去母亲家，母亲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椅子上，一个劲地念叨：“我看了两遍，你爸没看上，你爸要在，看见了才高兴呢。他一辈子好强，要面子得很，你给他挣了这么大的面子，他没看上！”我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人生总有各种遗憾，在母亲心里，父亲没看见我好起来就是最大的遗憾。

　　我走在巷道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是异样的，没见这家的女人干啥啊，怎么一下子就上了电视！几个男人笑着说：“你还了得，居然带着你们家掌柜的（丈夫）去了北京，还坐的飞机，我们这辈子怕只能在地上看着了。你咋想起来拿手机写书呢，太能了，和你一比，我们都白活了！”我笑着说：“能啥呢，一般得很！”

　　在这片土地上，女人能被拿上台面说的事就是会吃苦，会过日子。除了这些，再有其他的爱好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就会有人跳出来质问：“你想干啥呢？”所以，当我出现在一个大舞台上，用普通话说出西北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女人都没机会说的话时，太多的难以置信和惊讶就会出现。就如同网友留言说：“你的出现，刷新了我对西北女人的看法。”

　　其实，西北的女人一直都很坚强，如同西北随处可见的白杨树一样，平平凡凡、普普通通，顽强地跟所有压力对抗，用执着和追求创造生活，活成了一道风景。这风景不单是某个人，某个地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努力顺应逆境，努力长在荒原上的群体。一旦给她们一片沃土，有了足够丰沛的雨水和适宜的温度，她们就会迎风成长，郁郁葱葱。而我，只是说出了她们的心声而已。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谢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