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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素描
发表时间: 2014-05-09      【稿件来源】:     字体: [][ ][ ]

_本刊记者   王巧捧

 两个与如厕有关的小品让人印象特别深。

一个是尿急之人被公厕守门人百般刁难,最后终于被放行,却为时已晚……

另一个是,某人习惯用公物送礼,从办公室被降到一线,最后被降去守公厕,在公厕再遇到亲朋时,还惭愧地说着“实在没啥好送你的”,硬给人塞一卷卫生纸……

两个小品,讽刺有点权力就耍威风,或者谋小利。而这,正是特权的两种表现。

守厕所的权力都要被发挥到极致,那么真正有实权者,权力一旦特殊化,将危害更甚。

刚刚过去不久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再一次,反对特权的声音,在社会上回响不绝。

 

特权,老百姓的眼中钉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这抓住了特权现象的本质,即,特权现象本质上属于一种腐败现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

特权,在等级社会是制度化现象,人分三流九等,官员高居于民众之上,衣食住行都不同。但在当下,表现为权力自肥。一个“特”字,暴露了所有秘密。通过权力在法定意义之外的延伸,获得额外私利,无论是在地位上、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显然超出了公权力的界线。

著名党建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认为,特权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类:领导特权,职业特权,行业特权。

在金字塔式的领导层级制的情况下,随着一级一级往上,权力一级一级增大,领导干部能影响到的范围更宽,能调动的资源也更多,而接受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少,一旦不能严于自律,想要耍特权、享特权,几乎轻而易举。

公检法、工商税等,因着独特权力属性,在民众眼中,特权明显。如工商税在市场经济领域的靠山吃山,公检法的盛气凌人,“自由”裁量等。

特权往往与垄断相连。一些垄断行业风难进雨难进,行业内的人享受着系统内的福利。高管层面,说到薪酬,就呼吁与国外看齐,说到责任,就推说中国国情;一些行业的专业院校,几乎等同于子弟院校,成为行业内员工子女的就业直通车;垄断行业的定价与涨价,即使进行了听证,因为“逢听必涨”,也往往被质疑为走过场。

任建明将特权划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类。例如公务员的养老自成一统,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仍旧沿用的传统住房分配现象等属于前者。而央企职工的高工资、高福利,“萝卜招聘”,“吃空饷”,一些“官二代”们胡作非为却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等,并没有具体的制度支持。相比而言,非制度化的特权,易于识别,也更易于治理,而制度化的特权现象涉及到的人员数量更大,既得利益者更多,更难以治理。

 

特权都是“纵”出来的

一些长期、多方面的根源,纵容了特权的存在、泛滥。

传统“官本位”思想,让社会对当权者亦步亦趋,提供了特权横行的基础;不够健全的法制环境,监督乏力、执法不严,纵容了特权现象的泛滥;特权者特权意识的膨胀取代自律意识,进一步加剧了特权现象。

“官本位”意识的根深蒂固,让一些人不自觉地对当权者尊着、捧着、让着、哄着。无形中给权力奉上各种特殊待遇。

社会法制尚不健全、法制意识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遇事都想通过关系,得到便利、优先、更好。尤其是当下权力尚有野性,驯顺不足,行为尚欠规范,加剧了不公平竞争,使得资源向特权者聚拢,同时更固化了国人的特权崇拜心理。

面对特权,抬轿子的多,泼凉水的少,或者说,“泼凉水的”形不成声势。对超标消费、公车私用、优先优享、盛气凌人等特权现象,尽管民众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呼声越来越多,但特权者所受到的惩处,却不足以形成警示。

惯纵特权的这些原因,细究起来,任建明认为同样可以划分为制度型和非制度型两类原因。后者如封建思想,“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等。毫无疑问,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人治色彩强烈等制度型原因,是我国特权现象严重且难以治理的重要方面。

从权力者角度来看,反特权,是一场给自己动手术的行动,出自深刻的忧患意识、高尚的道德品格,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但对特权享有者群体来看,要把口中的肥油吐出来,其抵制与消极可想而知,制度惰性显而易见。

黄苇町对记者分析,“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他认为,特权有一个特点,就是享有特权者很容易有上瘾的趋势,包括想方设法扩大特权。总书记所以将反对特权作为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来看待,就因为特权最大的危害不仅在于享有特权本身,更在于享有特权者因为远离普通人的困苦而无视这种困苦,至少没有解决这些困苦的迫切性。

 

破冰,已经在行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出,改革的目标之一指向“四权”,即“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随着社会的改革发展、制度的调整变化,一些制度化的特权也在渐渐消减。

1998年国家房改以来,国家部委和机关严禁福利分房。20038月国务院开始规范集资、合作建房,“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20068月,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更是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公务员公费医疗改革也已经破冰。2010年公费医疗改革全面施行。截至2012年底,至少有24个省区市已取消公务员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

尽管改革还未能彻底,但已触及特权者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让其明白,特权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对于非制度性的一些特权现象,针对具体的某些方面,已经或正在制定相关的制度、办法,附以严厉的措辞。但就已有的一些规定来看,往往缺乏可执行的细则,相关配套措施不足,以及在执行上失之于软,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譬如,在禁止领导干部及其子女经商方面,多年来禁令不断。19897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禁止高干子女经商;19841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下发;不到半年后的19855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但一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让法规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缺乏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办法、以及公众监督等配套措施,不利于相关规定的执行。

“八项规定”出台后,习总书记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也许是“八项规定”所到之处,全国上下一片令行禁止的关键。

特权治理,正需要这样的踏雪留印,抓铁有痕。

 

转载自《廉政瞭望》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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