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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的传承
发表时间: 2014-05-09      【稿件来源】:     字体: [][ ][ ]

  本刊记者_曾晖

 有人说,在众多曲艺形式中,川剧高腔的“一唱众和”最适宜用来表现清官。戏里的清官安贫乐道,有胆有识,正是四川官吏的现实写照。不但古代如是,及至近现代,一以贯之。

笔者生于1990年代,对清官虽未有太多观感,但也依稀从长辈的追忆里体味到这样的品格传承。

“草鞋县长”浓乡情

 祖父的晚年生活,常在河边的老茶馆里度过,沏上一壶酽茶,点上叶子烟,听草台班子“打玩意”,便从当午捱到黄昏。世事无常,他说只有戏里的故事几十年来都未曾变过。

祖父的前半生,在抗战硝烟里度过,经历了抓壮丁、大轰炸,给国民党当过差,吃了太多的苦,也患上了孤僻的性格。直到八旬过后,他的情感似乎重又充盈,开始向儿孙们提及陈年旧事,还有那些远去的人物。祖父是西充人,讲起自己的乡党——康冻,眼里禁不住焕起一阵亮光。

“这个康冻啊,印象中最爱穿一身黄卡其旧军服,脚登麻耳草鞋,腰间绑皮带,别着盒子枪,肩上背着抗战建国斗笠,手里拿着文明棍,走起路来,稳健威风,我们就常跟在他身后学样。”

康冻出生在1906年,是个贫苦书生,后入黄埔五期,因他一向思想激进,毕业后被排斥不用,故而满怀忧愤,浪迹天涯。

卢沟桥炮响,康冻回乡。四川第十一行政区专员鲜英知其才,委任为南充县一区区长。康一上任即禁烟赌,抑豪强,除迷信,修公路,励农商,抗洪水,工作极勤奋。县人颂其政绩,鲜英亦赞其“严于律己,勤于治事,不避豪强,不拘私利,救灾恤民,有汉循吏之风”,后被任命为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县长。

1938年底,康冻偕夫人曾翠轩自成都步行赴新繁上任。两人均戎装草履,与历来新到县长骑马乘轿、前呼后拥大异。在县城南桥迎候的各界绅誉代表,竟迎面不识。祖父说,打那过后,“草鞋县长”的绰号就传开了。

康冻到新繁半月,即走遍了县属乡镇。每到一处,亲自鸣锣聚众,宣传抗战建国道理,阐述兴利除弊主张,慷慨激昂,使民众耳目一新。第一次下乡到了禾登场,乡长陈俊卿备上酒席,请乡绅作陪。康断然拒之,称:“抗战期间,一切从俭,不讲应酬。这饭,我不能吃!”说罢,带着卫兵到小摊上吃青菜饭去了。后到其他乡镇,乡镇长们再也不敢设宴招待。

新繁从来没有办过幼稚园,仅有一所初中又停办已久。康来后,一面恢复初中,一面创办幼稚园,并亲选房室宽敞、院落幽静的江西馆前殿为园址。但此处被驻军旅长李树华占为私宅,人们都说李有兵有枪,惹不起。康冻径直去找其交涉,要他让出前殿住后殿,让出前门走后门。李树华怒气冲冲:“我是驻军长官,谁能限制我住哪里?谁能规定我走哪门?大殿我不让。”康亦发怒说:“你是旅长,你只可以管你那一旅人。我是县长,地底下我都要管三尺深。我动用这里公房为民众办学,你同意我要办;你不同意,我亦要办!”

李树华考虑到他上有省里大员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拥护,只好怀恨让出大殿。

新繁劣绅对康冻怀恨在心,于1939年夏向省政府诬告康。省主席王攒绪屈从地方势力,决定调康去乐至。民众闻声齐集东湖公园,组织苦留团,去省府请愿。北京大学教授吴虞这时退隐在家,也亲到公园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写上康是“民从其化”的好县长。几百名代表步行60里到省府,当着王攒绪的面,历陈康来县的半年政绩,声泪俱下。王甚感动,即答应民众要求。

19405月,康冻终被排挤,调任汶川。离县那天,李树华宣布全城戒严,大街上架着机枪,不准民众欢送,但仍有众多百姓不顾威胁,一直送他出境。

广西民族学院的王应常对康冻生平很有研究。他说,社会污浊,官场腐朽,康冻不可能呆太长。1942年冬,康冻又遭诬陷去职。回到家乡,康一心任教,不再做官。解放后,他得到时任川北行政公署负责人胡耀邦的关心照顾,于1969年病逝。

 

   “邓青天”忍辱负重

父亲打小被送往泸州亲戚家寄养,在他的早年印象里,邓自力这个名字始终无法抹去。

父亲的样板戏唱得好,所幸这一口好嗓音,他很少被饿着,至今那些经典桥段他还张嘴能来。

“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看你昏天黑地能多久,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唱着唱着,父亲忽然停了下来,“那时候,学校都不正常上课,我就整天跟着大人们批斗‘邓、崔、陈’。那些人喊累了,斗累了,就让我唱出样板戏,给几块糖吃。”

所谓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分别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早年间,他们因积极“纠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年自然灾害,泸州是重灾区,一度到了连老鼠也难捉到的地步。1958年底,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次年5月,该地75%以上的农村公共食堂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邓自力等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一半左右。除解散公共食堂外,泸州地区还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邓自力被当地百姓呼之为“邓青天”。

然而,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全川绝无仅有,全国也极为罕见,这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到了“反右倾”时,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被批斗。后来,泸州并入宜宾,在“文革”期间邓又再次遭致迫害,父亲就亲眼看到邓在批斗时,甚至被逼喝尿。

不过,邓自力却对这些遭遇很释然。复出后,邓任职于四川省文化局,彭兆琪在那里与他有过4年共事的时光。

在彭兆琪的印象里,邓自力一般都穿布鞋,身上总是披件洗白了的蓝布衫。彭兆琪在《记忆中的邓自力》一文中,重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81年元旦后,我与几位同事要和他一块出差,行前几天我提醒他说:‘邓局长,马上要出差到西昌,你还是换双新鞋穿,最好买一双皮鞋吧。’他说:‘我从不穿皮鞋,皮鞋夹脚。’我说:‘不买皮鞋,布鞋还是要买双新的,你脚上那双鞋都破了,脚趾头都看到了,多不好。’

经过一番劝说,他终于买了一双新布鞋。新布鞋倒是穿上了,可坐火车的事他又出招。他是可以坐软卧的干部,可他提出大家都坐硬座,原因是坐在一起沟通方便,并可以和车中百姓聊天,了解民情。”

彭兆琪回忆,第二天上午是听凉山州文化局的工作汇报,到了12时会议结束,省里来的同志都先回寝室去放笔记本、钢笔,并梳洗一下再去餐厅,可邓局长却直奔餐厅,原因是他饿了。待一群人到食堂后,只见他一人正端着一个碗往嘴里送饭。他说,你们没来,我就只吃饭,没有动菜,8个人一桌嘛,等你们来了才好吃菜。彭兆琪连忙说,你赶快吃点菜,于是他夹了两筷子菜,把碗里饭吃完后,就站起来忙说,我吃饱了,你们慢吃,便迅即离开餐厅……

1994年,邓自力卸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过上了平凡日子。邓老每天必读《四川日报》和《参考消息》,而这两份报纸,都由他自己出钱订阅。2010年,他因病辞世,享年91岁。

 

 时下何处觅清官?

平辈们大都生在改革开放后,对清官少有直观印象。谈到这个话题时,彼此所能罗列的名字多是源于历史,大家对是否呼唤清官也都意见各持。

“这个年代还讲清官,太老土了吧?”“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应有追求,制度比人更重要。”

这些言语,很容易让人怀疑,当今社会是不是已进入了一个“清官排斥期”。

从发展的角度看,清官脱胎于封建时代,但它并非人治社会的独有产品。官员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古往今来,皆应如此。

当下提倡法治社会,但法治的推动者,其具体的操作者毕竟是人,制度再先进也不能忘记对人的要求。正如邓自力那样的干部,对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相对简单,他们对事业孜孜以求,又能始终保持质朴的本色。

因此,与其说清官象征着人治,其实更与吏治息息相关。

然而,清官似乎断了档。近年来,人们鲜有再闻大名鼎鼎的清官,难道我们吏治出现了重大问题?

其实不然,清正廉明的干部并不罕见,只是他们不再“显眼”,也不再以“清官”之名出现。

康冻所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官”文化依然浓烈。他主事一方,拥有至上的权力,他将这种权力用于公心,百姓即能感到庇佑与恩泽。

而现在的官员,分工明细,各司其职,追求的是在本职岗位任劳敬业,对群众热忱服务,对自己严格要求。康冻那样青天式的“大人物”少了,则轰动传奇的故事也就少了。可这只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演绎,并不意味着清官不再“给力”。

查阅四川近年的干部提拔与各项评选,廉洁奉公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标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清官”未曾断档,依然会传承下去。

不同时期,清官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无论时代怎么改变,对清官的培育不会终结,正如歌曲《清官谣》里所唱:“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哟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星。”

转自《廉政瞭望》 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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